尚红网配资

添盈聚富房主任五十岁出门远行 | 封面人物

添盈聚富

▲图/国岳峰

她是妻子、母亲、妹妹、女儿，她是她自己。

这不只是一个农村女性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出走的故事。那些对环境感到不适的人，如果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否有办法真正离开？一个一个细微的念头、决定，一个人50年来的具体生活，给出了一种答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孟依依发自济宁、临沂、沈阳、北京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美丽新世界

房主任对她手上那只包感到困惑。

藤编包，旧旧的，跟她平常拎着去集市买菜的篮子没什么两样。但现在，她并不是作为一个50岁的农村家庭主妇拎着它，而是作为一个新晋脱口秀演员——走红两个月，风头正盛。时尚杂志要给她拍一组照片。

中年的丰腴身体套着浅蓝色白花长裙，一只手提水壶，盛满了花，另一只手拎着那只藤编包，房主任站在一个窄胡同岔口。这个北京南郊的村子比她临沂老家的还要破，还要挤。旁边有人说，你想象这是在法国。她在阳光下仰起头，纠结着手中的藤编包：“是怎么做到又廉价又时尚的？”

这是两个月里经纪人给她接的第二个时尚杂志拍摄。另一次同样超出认知。房主任180斤，穿上了蕾丝吊带小短裙、黑色皮草大衣，再换十几斤重的绿色外套，热得直冒汗。现场“真好看真好看”的声音此起彼伏，她一照镜子，嚯，绿巨人。

她后来把这件事写成脱口秀在台上讲，底下观众马上拿出手机来搜，一看照片，觉得挺好看的，说她骗人。她狡黠地笑笑。

房主任的舞台形象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伶牙俐齿的农村妇女。2025年夏天在脱口秀竞演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二季》（以下简称《喜单2》）中登场时，她穿着几十块钱的汗衫和宽松长裤，讲话略带山东口音。

她本来是很不起眼的，想着只是来节目露一露脸，以后再去剧场讲脱口秀能多拿三五百块出场费，维系她气若游丝的脱口秀生涯。因此到上海去录节目的时候，她只带了一篇稿子，一个很小的行李箱，装了几件随身衣物和爱吃、必吃的煎饼，准备第一轮被淘汰就回家。

但是，她才刚开始讲，气氛就变了。她说自己叫“房主任”，接着，她抛了一个现挂，承接上一位演员讲的痛经内容，她说：“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观众一下子被逗笑了。顺着这个热烈氛围，她讲到了自己怎么开始讲脱口秀，怎么进城务工，怎么陷在糟糕的婚姻中将近30年，又怎么脱身而出。观众听到她的前夫动手打她时感到难受，听到她说把父子俩打进医院时又感到振奋，最后，他们似乎被某种坚韧和新生感动。房主任说——

有些事情是我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

现场炸了。观众席爆发出呼喊：“冠军！冠军！”

主持人庞博说，这是脱口秀舞台上《出走的决心》。这部2024年大火的电影同样来自一个中年女性的真实经历，她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知天命的年纪，忽然选择与过去决裂，分离，独立，重生。

这两年里，房主任们的故事如投石入湖般引起大量共鸣，让众多女性看到了关于命运的更多可能性，暗合这个时代涌动的某些情绪。在一场演出中途，房主任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她听到舞台近处的观众席里一阵骚动，她问发生了什么？黑暗中，观众说，她的妈妈哭得太厉害了。

另一场演出，房主任见到了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她们俩是所有同学中仅有的没生出儿子的，房主任生了两个女儿，她的朋友生了三个。朋友的婆婆曾在过年饭桌上公然羞辱她，让儿子找个第三者，生个孙子。后来,她的朋友逃离了村庄，但无法逃离过去那些梦魇一样的声音，买了一瓶“百草枯”带在身边，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听房主任在节目的第二轮比赛中讲自己为了生儿子翻山越岭去买药，最后发现那是治疗兔子的兽药这样啼笑皆非的故事，朋友哭了好几天，然后扔掉了那瓶藏了18年的“百草枯”。

现在，房主任来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

这里有昂贵的衣服、精致的照片，这里有很多女性承担要职，努力工作，告诉她你做得好做得对。

9月8日，济宁大剧院，我和近千位观众一起看《房主任主打秀》——7月她在《喜单2》舞台上的第一场表演播出，8月她开启全国巡演，许多场次的票很快售罄，原价80块钱的票被黄牛炒到千元以上。剧院里气氛热烈，她演什么底下观众都笑纳，卡壳忘词也没人嘘场，反而会给她鼓掌。

▲2025年9月，小魔女、绍扬、房主任、山山和桐桐（从左至右）在北京陆港城剧场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当代故事就这样流行开来，鲜活、励志，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我听房主任使用着城市中产易于理解的词汇、调侃方式时，感到有点困惑，她真的已经完全适应新的生活了吗？女性出走的故事接连成为热搜，被奉为旗帜、榜样，但这样的叙事是不是太简单了，变成了几个重复的词语，甚至一句口号。

剧场唯一的一束光就打在房主任身上，她像在一个观赏盒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想象，这个我们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农村女人，是怎么漂流到这个台上来的呢？她看见了什么？接下来会去哪里？

村子里的拍摄结束后，所有人转移到了一片菜地边上。那里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上有一把几万块钱的皮沙发。房主任被搀扶上去，穿上了一件像沙发一样贵的风衣。廓形风衣僵硬而毫不屈服地框在她身上，她觉得特别好笑，又瞧了瞧沙发，“这个沙发和这个大衣比我的命还贵。”

看起来她最感兴趣的是旁边那块菜地，蔬菜被照料得整齐、油亮，有蝴蝶追逐其间。穿上大衣前，她赶紧喊来经纪人给她拍视频：“你看，这就是我小时候那种地，中间一条大水沟，往两边汨汨冒水。”两只浑圆手臂在空气中挥舞，勾勒出一片不存在的土地。兴致勃勃中，她继续讲到童年时村子里有一片苹果园，从来不知道苹果滋味的她，觉得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贴身工作的一个年轻女孩看着她，说：“好像出走了，又好像没出走。”

也常常觉得很割裂

7月12日，《喜单2》播出、房主任爆红的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被从三个村民群里移除了。前夫家村里的微信群，一个也不剩。她去问村委会的人，凭什么踢我？对方回答，你都不在村里住了，为什么不踢？

“她在那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看人家这媳妇儿多孝顺，给公公伺候这么多年，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走了。离了婚，上节目火了，村里人就开始骂她。”房主任的老板、波波笑剧场创始人李波很早就知道这些事。

房主任对这种事情并不陌生。村里有人曾经承包过一片银杏树林，有一年银杏树大涨价，林子一夜之间被人用刀全砍了。她的外甥靠自己的双手起早贪黑买了房、又盖了房，然后她听到外甥发小当面对外甥说，你怎么能盖得起房子？而她自己这么多年免遭妒恨，是从没过过比别人好的日子而已。

上节目后，她给邻居打过电话，想知道村里人现在都怎么看她。邻居说，咬牙切齿地骂你。也有村民猜测，她离开村子不再回去了，一定是在外面有了男人——一种更惹人嚼舌的背叛。

她有时候非常生气，想去起诉那些造谣者，“他们就是恨脱离那个环境的人”；有时候又觉得一旦回应这些妒恨之火，“我就会陷入自证，就没完了。”到最后，唯一的办法是，不回去了。

但她能去哪呢？一个女性在50岁离婚，净身出户，最直接的问题是——以后去哪里养老？房主任考虑过这个问题——前夫家不行，虽然她的土地和户口还在那个村里；娘家不行，她不肯回到那个充满痛苦记忆的地方；因为学脱口秀待过两年的沈阳呢，也不确定，毕竟她还是挺喜欢山东菜的。

房主任觉得好像哪里都不是她的家，随身物品就装在一个行李箱里。箱子在刚去上海时还很小，但第一场晋级了，第二场又晋级了……她在上海一待几个月，行李箱也越来越大，像个正在生长的家。

村民与她“割席”时，比赛还在继续。眼下没有什么退路了，她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上海跟沈阳、临沂都不一样，物价高，打车贵，她住在城郊市镇里，地铁到头还要转公交，窗外的景色从高楼渐渐变成农田。为了在线下开放麦练稿子，她每天从农田坐车进高楼。第一个月，她一天跑六场开放麦，舍不得打车，结果跑得脚底骨刺犯了，痛了两个月。

止痛药必须随身携带，每逢节目录制，起床先吃两颗，实在不行再贴止痛贴。她的身体年久失修，除了骨刺，还要当心三高、腰间盘突出等等。

李波也没想过她会爆。今年春天，李波带着自己公司演员的资料去找节目组毛遂自荐时，一共准备了三个人选，坐在咖啡馆里聊了两个多小时，房主任被选中了——“他们当时也是看好房主任的经历。”为了给房主任攒舞台经验，李波带着她上自己的千人场演出做开场嘉宾，房主任差点被轰下台。观众大喊：换下一个，不好笑。

后来好几天里，李波跟房主任反复说，你看看那些人谁不比你演得强，不要认为你会晋级，你就当公费旅游去了，多开心。

毫无预期地去了，炸场，连续晋级，大家都有点懵。接下来的比赛中，李波和其他编剧帮着房主任来来回回改稿、试稿，但“往后面去心理压力就大了”。

比到第三轮，房主任崩溃了。她的稿子不断被推翻，直到录制前五天才定下来，时间太短，她知道以自己的年龄和对舞台的熟悉程度，这篇稿子打磨不出来了。“只能是60分，拿到节目上去比赛，一旦播出，那就永远是60分了。”压力很大的时候，她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哭，哭完继续改稿，起床继续跑开放麦。

那天在录制现场她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吃降压药也只能压到180。她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节目组叫了救护车，医护人员在休息室时刻监测她的血压。

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可以接到商务广告了添盈聚富，录制以来毫无收入的日子结束了。

获得话语权和收入，摆脱沉默，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房主任被新世界接纳，成为他们的一块新图景。她说她感到一种自由。

接着，一篇走访房主任老家的报道出现了。前夫村里的村民接受采访，他们觉得房主任过去的日子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一类。读者还从报道中得知房主任段子里讲的刻薄婆婆早已离世，更加质疑她讲的那些苦难生活所言非实。捏造，卖惨，赚取流量，成名之后抛弃丈夫，罪名一个个扣上来。更多未经证实的文章里说，她本来姓“樊”，叫作“樊春丽”。

几天后，房主任发了一条视频，承认婆婆确实很早去世，但那些因为没有儿子在婆家受的欺侮是真的，为了段子效果，她把公公的言行放在了婆婆身上；还有她打工、种地、日子过得不易，都是真的。而且，“樊春丽”不是她的名字，“我姓房，也不叫春丽。”

在济宁场主打秀的演出开始之前，房主任在一间不足十平的休息室里待着，看起来很疲惫。她的双手交叠搁在椅背上，支着脑袋，半挽起的袖子掐住了她肉乎乎的手臂，裤子也紧紧贴在腿上，白色的圆头鞋上绣着小碎花，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圆钝的感觉。

“有点来得太快了。”她说，“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坐了个电梯，从一楼到二楼，结果给我坐了蹿天猴，然后还没看到烟花爆炸，嗖就给我跌下来了。就是太快了。”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在做梦，但当各种声音涌到她面前，她发现这不是梦。

现实就是这样复杂，她得面对，得收拾好心情上台。不管怎么样，还有人愿意相信她，听她说话。机会、名声、财富是新世界的礼物，被审视、打量、编排甚至咒骂是这礼物的标价。她想起节目录制结束的杀青宴上，那些已有名气的同行、更早进入新世界的居民们跟她说：不要去听过多的声音。

有时候，她会想到仍旧生活在村里的朋友、发小们。“她们过得也不见得有我好，大家都是没上过学，都是打工，然后都是出嫁。你说过得有多幸福吗？比我吵架吵得少了一点，干活干得少了一点，仅此而已。她们也没脱离那个环境。”

她觉得很割裂。当她的一只脚跨向了独立和自由，另一只脚还陷在陈旧和保守中。

一个多月后，房主任决定躲进茧房里。她不再登录原先的社交账号，注册了一个新账号，每天看修驴蹄子、挤粉刺之类的解压视频，“再也不刷任何跟脱口秀有关的视频。”

▲“房主任主打秀”演出开始前，观众在剧场门口留影图/本刊记者孟依依

房主任不是“房主任”

房主任在《喜单2》节目中一共比了五轮，进到了总决赛。录制到后半程的时候，质疑她的声音已经大量出现。

人人都以为是假的事，其实是真的，人人都信以为真的，却是假的。房主任说她的脱口秀里唯一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事儿，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其实是“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身份。也就是说，她不是“房主任”。

在舞台上，她把自己包装得“活络泼辣”，热衷于谈论张家长李家短，还是会上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而在现实中，她是一个丈夫弱小、没有儿子的农村女人，嘴比脑子快，常常得罪人，“别人在欺负你之前，已经把你从里到外掂量过了。”

比如他们家原先在村里开水果店，来买水果的人连吃带拿。比如她在村里当环卫工人，负责管理垃圾桶，因为总有人私自把垃圾桶拉走，她在村群里发了句牢骚，被打了一顿。那次房主任被打出高血压，住了十天院。医生跟她说，你要改变心态。她说：“你要是无缘无故挨一顿打，你也想不开。”

她跟前夫说过几次在外边挨打的事情，前夫说，都是因为你的性格你才挨的打。“我说他们打的不是我，他们扇的是你的脸。你就不要再往我心上插刀子了。”更多时候，房主任都去跟老朋友三姐讲这些事。

她们认识有22年了，最早房主任家开水果店，三姐开烧烤店，两店相邻。烧烤店生意好，三姐时常朝隔壁喊，送个西瓜来。“她就暄乎暄乎来送，还得给切好。说实话刚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胖、丑，又不爱说话。她那个老公，我不知道你见没见了，（瘦弱得）好像打都不知道打哪。”9月份，我联系上三姐。她穿着一件粉色T恤，粗嗓门，短头发，嘴上不饶人。

她和房主任都是村庄的外来者，也从来没有变成过这里的大多数，一个有老公但不强壮，有孩子但没儿子，一个索性到了58岁都没结过婚，也没有生过孩子。

“你别看她现在这样了，在我这吧，我还感觉她是弱势群体，哈哈哈哈，真的。”三姐讲到了那些指责她的村人，“你们让她有口饭吃不行吗？让她的人生有点亮点，不行吗？都啥家庭了，他们家那房子，还不如我家老母猪那产房高档呢。你说这些人咋就非得让她待在那里？”

贫穷像一阵浓雾弥漫在房主任家里。城郊平房，院墙单薄。原先这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做饭是露天，下雨就搬到屋檐下；洗澡也是露天，有十年时间，房主任和女儿都要天黑之后才洗澡，白天怕被人看见。

往里走，右手边有两个房间，一个属于房主任的大女儿，已经搬空，另一个属于她的前夫，狭小、陈旧，枕头黑乎乎地躺在床上，无望地等待着一个单身汉的脑袋。最大的屋子是客厅，里面昏暗一片。头顶用花花绿绿的塑料纸编出来的所谓吊顶，早就破败垂落。电线裸露积灰，时钟停摆，二手书桌、沙发、冰箱像这个房子的主人一样，老实而冷漠地待着。

“不离也没有办法。”房主任的前夫坐在一把矮凳上，裤脚卷起，背脊佝偻，又重复了一遍，“那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就那意思，她说要跟你离你还能不离吗，是吧？那时候没有钱，她打电话说孩子学费一人一半，我说我没有钱。一直都还没给。”他讲话带口音，很难听懂。前一天傍晚我在集市上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松垮得随时会融化的白色T恤，低头在给顾客挑水果。他说生意不好干，一斤水果能赚一两毛，一个月的收入勉强能维持他的开支，水、电、话费，以及一天三包8块钱的黄山烟。

我好奇他有没有看过房主任的脱口秀，他摇摇头，说不怎么看。顿了顿，又很准确地说出了房主任主打秀的两个开场嘉宾。“她在外面埋汰我。”他说，把头别了过去，“都是为了孩子。”

第二天，他为前妻进行了一番申辩——家里的地都是她种的，她去工地搬过砖，去4S店刷过车，她当环卫工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网上说她不干活是吧，那些都是假的，她什么活都干。”

但他所说的离婚没办法，很难分清是不能，还是不愿，或者两者都有。客厅墙上贴着的英语便签，他不知道是哪个女儿写的。书柜前面那盏立式补光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用来做什么的。这种隐藏在老实外表下的忽视和以自我为中心，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疯女人”。

▲房主任家的客厅图/本刊记者孟依依

客厅角落的晾衣架上挂着粉色卫衣、棉袄，敞着口的女式皮包。这些衣物是前夫不肯让房主任带走的。在她收拾东西、准备彻底离开的那天，前夫第一次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你不想跟我你早干嘛了，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跟我啊，跟到半路不跟了。”

关于房主任与前夫离婚的原因，三姐说，因为前夫从来不听房主任的话，关于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生计，似乎总是不愿意听房主任的想法。房主任说，自己离婚是出于求生。

结婚后，他们常常吵架。有时候，前夫会说，你给我滚。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房主任听到这句话只能偃旗息鼓。但有一次她真的走了，半夜出门，临走前在包里装了一把菜刀防身。她在黑黢黢的村道上漫无目的地走，脸颊上带着淤青，结果发现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了。一走到没有路灯的地方，对方就紧跟几步拿手碰她，不怀好意地问，大半夜的你去哪呀？那边有个小房子进去歇一歇怎么样？房主任不说话，加快脚步，走了很久，直到看到熟人铺子，得救一般赶紧过去敲门。那个男人见状离开了，房主任拔腿就往家里跑，穿过漆黑的庄稼地，一口气跑到家门口，发现大门已经闩上了。

她的前夫至今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结婚后，家里还是很穷。前夫说他有段时间去打牌，是想赚钱，“赌钱来钱快。一开始是赚到了，但很快就开始输了。”他输光了家里半年的积蓄，房主任气得冲到牌场，把桌子一把掀翻，进厨房抄起刀，大喊着让他滚回家。桌上的茶水泼到了周围所有人身上，混乱狼狈中，一个叔叔说，怎么像个泼妇一样。

房主任挨欺负的时候，三姐当然会帮她骂对方，但有时候也骂她：“揍死你才活该呢，就你那一身肉，都能把他们坐扁了。我就跟她说，妹子，你记住我这句话，谁都是爹的骨头娘的肉，谁也不是钢筋水泥筑的，谁打你你就打谁，谁欺负你就跟谁干。”

房主任慢慢学会了还手。她终于打赢前夫那次，有人鼓掌叫好，“妈呀，这仗终于打赢了。”说这话的人是住在后院的长辈，前夫的二爷爷。房主任说，“然后到我那二爷爷死的时候，我公公也再没跟二爷爷说过话。”

从那之后，她有过一段平静的生活。但好景不长，2010年，公公瘫痪在床，她和弟媳每周轮流照顾老人，把屎把尿，还要照顾襁褓中的小女儿。前夫每天回家后，帮不上忙，唠叨的话唧唧歪歪讲个没完。“他完全意识不到我已经疯了，已经忍受到崩溃的边缘，马上就要起来砸东西了。”

“他给人那种窒息感，他永远也不知道‘窒息’是一个什么词。以至于后来我看他不是说心理上的厌恶，是生理上反应，看到他血压就上来，受不了，到快要死的边缘。”

为了不听丈夫的念叨，房主任有了一台旧手机后就买了一副耳机，在音频软件上找东西听，听了很多相声、脱口秀，用这些好玩的东西去覆盖生活中不好玩的东西。然后，她喜欢上了脱口秀演员李波。

当她第一次斥“巨资”220块钱买票去看李波的脱口秀演出、当李波在互动环节把话筒递到她面前、当她们俩撅着屁股进行一个常规问答“大姐，你是做什么的？”的时候，房主任讲完“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之后又迅速抓回了话筒——家庭主妇听起来太不好玩了，人生够不好玩的了——她改口说：“我是我们村信息中心的主任。”

“都有什么信息呢？”李波问。

话筒又递过来了。房主任那时候说话还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谁家闺女搁城里两年莫回来，谁家欠钱又不给了，谁家婆媳俩又干起来了。”全场爆笑。这则互动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迅速获得几百万的观看量。李波邀请她去沈阳学脱口秀。

这就是房主任与脱口秀的开始。为了生活中不全是痛苦开始听，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苦讲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梗”。

三姐，李波，房主任

2023年，房主任独自从临沂来到沈阳，4月8日，成为波波笑剧场第36期学员。千里迢迢说不上是追梦，只是“试一试我行不行”。何况李波还给她出了路费、学费，给过她希望，跟她说，谁都可以说脱口秀。

在沈阳的生活很简单添盈聚富，公司、宿舍、开放麦三点一线，她一边通过大量练习绕口令来克服口音问题，一边从零开始学喜剧结构：练习，复盘，练习，找人聊素材，写，改，写。

公司的氛围很好，但年轻人居多，她跟大家作息不一样。很多时候她就自己待着，要么去公园走走。她去过一次著名的劳动公园，公园里那些与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们，画着全妆，穿着裙子，打扮精致，“我觉得不适合我，我不属于这儿。城市里的广场舞，不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能跳的。”

按照波波笑剧场的培养模式，新人会先接受培训、筛选，接着上开放麦试炼，讲得好再去商业演出，打磨成熟后则能开专场和巡演，最后打造出一个个人IP。与房主任同一期的学员，有些是来玩一玩的，很快就离开了。她坚持到了开放麦，热一场凉一场，“猫一场狗一场”，一直上不了商演。没有商演，就没什么收入。

演员和观众在密闭空间里会产生微妙的张力，有时候亲密得像老友，有时候紧张得像宿敌。房主任就很容易紧张。很多人都看出来她的问题在于不自信，这不仅仅是表演方式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

“自卑，拧巴，又怕别人看出来她不自信，就要用一个泼妇的形象去包裹和掩饰。”李波说第一天就发现了房主任的脆弱。当初为了鼓励她来沈阳学脱口秀，李波还让自己的粉丝们录制了鼓励视频。但有一次房主任跟李波呛了起来，说：“就是你看走眼了，我觉得我上不了台。”

48岁，房主任进入更年期，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又总是休息不过来，热，累，浑身疼。她去求医问药让自己好受一点，医生说，没办法，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就像来月经一样。

“试了一年（脱口秀）以后我觉得不行。”她心里仍觉得大家不喜欢她。没学历，讲话难听，一大把年纪了混在小孩里面，演也演不好，稿也写不好。

2024年的农历年之前，她跟李波说，她想回家。李波没有强留她。

生活是可以这样继续的。在外面打转一圈，把不舒服缓解一下，把不自信伪装一下，回来还可以当作某种谈资。

回临沂后，房主任去见三姐，问她：“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颇有些得意。

“你师父谁啊？”三姐皱皱眉头，露出一副看不惯的表情。

“我师父是李波。”

“李波是谁？”

“李波你不认识？那次她来演出搁这吃过饭。”

“哦。我不认识。”三姐说，“别跟我说你师父是谁，有本事有一天你跟别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房主任不吱声。

当初，三姐知道房主任去学脱口秀了，但她对此不大感兴趣，“我就不理解他们说的这些东西，笑点在哪。看他们叭叭不如自己说点啥呢。再一个我就想，她都能去说脱口秀，你说这脱口秀的质量得多低？哈哈哈哈哈哈哈，别叫那小子听着啊。”她摆摆头，说自己不太懂，“一个脱口秀能挣多少钱？”

2024年过年前那次回临沂，除了压力太大，房主任确实也没什么钱了。如果那回算她的第一次出走，结果就是以失败告终。只有她当时的丈夫以为她赚到了钱，因为想让她帮小叔子还债。

房主任很生气，这种气生过太多次了。但她也不过是想跟前夫商量，能不能分开住，她怕自己在某一次气急的情况下猝死。

过完年，房主任照顾完住院的嫂子回家，看到丈夫一个人在家，心又软了。她去买菜给丈夫做了顿饭。一进门，她看到丈夫提溜着勺子在锅里舀粥喝。这个习惯她和女儿们都非常讨厌，她试图纠正了几十年，吵过无数架，都是徒劳。“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应该老希望别人改，我为什么不自己改？”

2024年2月底，房主任决定离婚。有一天深夜，她给李波发了消息：波姐睡觉了吗？李波没回。五分钟后她又发了一条：波姐，我想回沈阳练开放麦可以吗?还可以住宿舍吗?第二天一大早，李波回复她：好呀。

房主任决定再去一次沈阳，三个月，带两三千块钱，能留下就留下，花完了就回来，安心当个家政工。“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只要她选择了，无论是什么，我们支持她就可以了。”李波说。这一次，她让房主任在剧场兼职，房主任的生活才渐渐好转。

离开临沂之前，房主任又去找过一次三姐。她开着那辆接送二女儿的红色电动三轮车，车玻璃上挂了霜，春天还没有来。“你这腿，大象看了都得嫉妒你。”三姐钻进车里。她其实看见房主任瘦了一大圈，知道她压力很大。

房主任告诉三姐自己真的要离婚了，以后会怎么样，她其实完全不知道。三姐说：“胖妹子，你颜值不行、身材不行、背景不行、家庭不行，就剩这张嘴了，你必须讲下去。”

▲采访中聊到早年经历，房主任哭了好几次图/国岳峰

它会给我结果实

时间往回倒二十年，三十来岁的时候，房主任觉得自己的生活大抵如此了。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就是把女儿养大成人，成家，周末的时候女儿会和自己的丈夫孩子一起回娘家，等他们离开时，后备箱里塞满她种的菜、养鸡下的蛋。

至于婚姻，哪有两口子一辈子不吵架的。吵架闹离婚的时候，周围人不也都这么说的吗，“忍一忍，日子还长，还有孩子呢”“困难是应有的，你要排除。”

那时候，她觉得生活还过得去。丈夫把水果店赚来的钱都交给她，院子里盖了厨房和卫生间，孩子逐渐长大，老人还无需照料。

有一天，她忽然想到如果自己不在了，大女儿在这个世界上会很孤独。她想再要一个孩子。就像她在节目中讲的，生这第二个孩子之前，她想最好是个儿子。但她没有如愿。

大概是小女儿七八岁的时候，她忽然又想到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为了不再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搬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睡。从此，家里的三个房间，分别属于丈夫、大女儿、小女儿，房主任在客厅沙发上一睡就是七八年。

现在，大女儿有了伴儿，小女儿有了房间。她虽然没有伴儿，也没有房间，但她有一块地。出家门往南走一百米左右，拐向西再走一两百米，扒开左手边的铁丝围栏，大半亩地就舒展在眼前。三十年来，她都是这么走的。过完春节，开始育辣椒苗，下黄瓜种，栽豆蕨子，到了夏天，这些蔬菜结得一桶一桶的，完全不缺吃。秋天，地里种麦子，院子里开桂花。冬天休憩。她买的抽水泵、铁锹，每次用完都仔细擦干净，收起来。

▲房主任在老家时种的菜图/受访者提供

▲房主任在老家种的花图/受访者提供

“我会非常纯粹地开心，那么纯粹的东西。”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满足而幸福的神情，“我付出了，它会给我结果实。”

另一件纯粹快乐的事情是看书。她可以躺在沙发上看一整天也不嫌烦，或者看水果店的时候忙里偷闲也能翻上几页，三姐见过，“就跟文化人似的。”但结婚之后房主任很少再买书了，最喜欢的两本书都不是她自己的，一本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我是农民》，另一本是小女儿的读物《呼兰河传》。

虽然经常要担心屋顶漏雨，或者家庭债务，但看书的时候她内心富足。《我是农民》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如此魔幻，又如此生动，《呼兰河传》里面东二道街那个泥坑就在眼前——大泥坑里会淹死鸡、淹死猪，会有人和牲口陷进去，然后大家帮着抬出来，抬完了拍拍手，但就是没有人想去填那个坑。太有意思了，文字。

看得最多的还是《红楼梦》，1992年出的精装版，售价11.4元，866页。房主任反复看过十几遍，不认识的字旁边标注好拼音。起初她喜欢薛宝钗，“自己要是能像宝钗一样受欢迎就好了”，后来喜欢林黛玉，“一个人能活得像她那么纯粹太不容易了”，最后喜欢了探春，“又有能力又勇敢，敢对那个年代的社会规则说不”，她希望自己能像探春一样。

2024年，那本《红楼梦》被大女儿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已经发黄发霉，书封皱起，书脊完全脱落。这本书与她的婚姻一样，结结实实又破烂不堪地存在了30年。

“你看我家的地啥样了？”得知我去看过家里那片地之后，房主任问我。

“它现在像一片森林一样。”我如实告诉她。

“人也进不去了吗？”

我钻进去看了，烈日下的荒草长得比人还高，牵牛花四处攀缘，梨树在夏天结过瘦小的果子，已经全部枯黑掉落。草，到处都是草，各种各样的草。与隔壁那片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菜地迥然不同。

她忽然掉出一连串眼泪，“可能全村就我家地荒成那样吧。其实在农村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没有哪个农民把地撂了荒成那样。”

▲荒废后的田地图/本刊记者孟依依

我也跳不出来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把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子当作对当时社会的隐喻，无论生死，幸或不幸，日子最终都是任其自然、雁过无痕，像被什么东西一口吞下去那样过下去。

书读完将近20年后，房主任还能想起那个泥坑，历历在目，但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自己的处境。

她的婚姻不幸，却还是希望女儿早点结婚。房主任有时候觉得父母偏心，甚至连长相上都是如此——两个儿子大眼睛双眼皮，三个女儿小眼睛单眼皮。她的大姐却从来不觉得父母重男轻女有什么不对，还说，就该他们俩长得好看，我们家那么穷，他们好看能说上媳妇，你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农村好多人就是这样，从小是一个被害者，但到了一定年龄，不知哪一天就变成了一个加害者。”房主任不想这样，但“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我也跳不出来”，“不然为什么我也会为没有生儿子难过”。

▲2000年，房主任和女儿在公园里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她在沈阳学脱口秀的时候把家里这些事情讲给公司的人听，大家都十分诧异：你是怎么忍了这么多年的？她又把这些反应讲给村里人听，村里人也鄙夷：你别信那些坏种，他们没安好心。“所以跟村里人没法聊这个话题，他们可以看到有一天你死在那个环境里，都觉得很正常。而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如果脾气不好，（那就是）她的忍耐性不够。”

房主任与前夫结婚时，她才20岁，前夫27岁。房主任松口同意结婚，只是想尽快逃离原先的家，“自卑，觉得我不配得到更好的男的。我从来没对好的家庭、好的男人有过任何的非分想法。”

结婚是在腊月里，一辆毫无装饰的破吉普车来到她家门口，没有亲人为她送嫁，和她一起等待上车的是两个好友。临走时，房主任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了400块钱递给妈妈，那是她打工时攒下来的最后一笔钱，有了这笔钱，妈妈就可以在参加亲戚婚礼时拿得出红包，可以买哮喘药。有了这笔钱，妈妈就可以过一个好年。

房主任和她的两个好友坐上吉普车就走了，没有嫁妆，也没有彩礼。她就像一件免费的物品，从一户人家搬进了另一户人家。

“像过家家一样。”她非常讨厌回忆那天，觉得很“耻辱”。但那时候她自认为这一切都无所谓，自己吃的苦，别人也都看在眼里，多少会有体谅吧。

前夫说房主任和他在一起是出于“心软”，“她可怜我。”在他的眼里，房主任聪明、年轻、能干，“如果跑了，肯定就不会回来了。”

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是女儿的时候，他真的想过把女儿送人。

“要罚钱那就罚钱，要是法律规定因为生这个孩子你们家要拉一个人出去枪毙抵命，我说你们家爱谁出去抵谁出去抵。我的孩子，你们谁也不准碰。”大女儿出生的第一年，房主任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娘家的房子已经给小哥住，没有她落脚的地方，妈妈去生产队借了个房子让她住了一年。一年后房子被要回去，她又搬进了一个机井房，和机器、蛇虫挤在一起。

她想离婚，妈妈一遍遍劝她，哭一整晚，她说要喝农药都不让步。这个世界还没向她完全展开，就开始闭合了。没有人真正关心她的痛苦，或者说这痛苦在旁人眼里算不得什么，她只能又回到前夫身边。

房主任觉得也许自己一直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只是会对生活感到不舒服，有时候轻微，有时候剧烈，既不想被环境同化，又没有能力离开，始终在抗拒和忍耐之间。

在她后来因为脱口秀遭受严重质疑，几近崩溃的那段时间里，她又产生了强烈的不舒服。这次是那个扔掉了“百草枯”的朋友托住了她。朋友一直跟她说感谢，说就是因为她讲出来了，被大家听到了，看到了，自己才想开的。“其实反过来，她也一直安慰了我。”

“你看环境就是那么奇怪。”房主任说，“在那个环境里，女性会伤害女性，但一旦脱离了那个环境，女性又帮助了女性。”

现在，她终于离婚了。父母已经离世，兄妹也都四散，只有大哥与她走得近。

在离房主任前夫家一百多公里外的房溜村，我见到了房家大哥，原先他最坚定反对妹妹离婚，如今表示理解，“她觉得不幸福，能怎么办？现在自由对不对？”房家大哥是房主任身边第一个知道她要去看脱口秀演出的人，他妻子给房主任买过一件衣服，也始终被房主任惦记在心里。他挑选着这些片段试图彰显家庭关怀，另一方面，却忽略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情。

聊到打工经历和临近省份的地名时，房大哥眼睛亮了一下，说他的大名就跟浙江一个地名一模一样，叫房绍兴。房主任与他只差一个字，叫“房绍li”。

我问他是哪个li，“美丽的丽吗？”

他笑笑说：“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错

房主任八九岁的时候，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推行的扫盲教育终于扫到了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房溜村，周边三个村的小孩子被一股脑扫进了教室里。清明时节，孩子们热得脱棉袄，棉袄里面的身躯高矮胖瘦不一，年龄参差不齐。所谓教室也不过是苹果园临时腾出来的一间旧屋，黑咕隆咚的土窗户，布满蛛网的老墙坯，没有黑板，没有课本，也没有课程表。哪个老师有空就由哪个老师来上课，钢板蜡纸刻字刷墨，给孩子们现印课本。课本到他们手里的时候，已经模模糊糊，晕染得很厉害。

从此，房主任就认字了。考了几次试，她从一年级连着跳到了四五年级。

她总是和隔壁村的一个同学一起上下学，同学有一次被老师罚背课文，背不出不准回家。同学在她边上念了好几遍，她听得不耐烦了，说，你怎么还不会背啊。同学说，你会背了啊？她说，我会背了啊。接着房主任把文章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那个同学后来逢人就说，她听一遍就会背，听一遍就会背。

那是她一生中罕有的认为自己可能有才华的时刻。

可是才华不能当衣服穿。房主任家的衣服都是别人丢弃的旧衣服，而且要先经过亲戚们的几轮筛选，最后才流动到她家，哪里还有什么好衣服。有一次她从一堆衣服里拣出来一件成年女人的斜襟上衣，妈妈让她穿上，一穿上她就羞耻得再也抬不起头来。

没有好衣服，也没有鞋，她上小学的时候常常赤脚走路去学校。也不知道要走多久，因为她家里没有钟。周围人的行动就是她的时钟，看家里人起床了她也起床，看别人出门了她也出门。有一次她上学迟到了，老师问为什么迟到，她不想说她家没有钟，老师又问，她又沉默，在教室门口僵持。老师说，只要你说出迟到的原因就可以进教室。她那天就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上午。

▲房主任初中时的证件照图/受访者提供

少女的自尊心薄得像纸，又硬得像铁。房主任并不喜欢学校。她算得上聪明，但父母长辈没有人在乎，“能把你养活就不错了。”她自己也挥霍了这种聪明。十五六岁，房主任辍学了，先是跟着村里人去砖厂打工，足年龄了又跟着村里人去苏州进厂，成了改革开放后打工潮里的一员。

她很努力地工作，与工友们比赛省钱，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200块钱存款。这是她给自己攒的嫁妆钱。非常偶尔地，她决定奢侈一把，花六七十块钱买了一台随身听，几盘磁带，听周华健的《花心》、张学友的《吻别》、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房主任的小哥看到过那台随身听，当场对他妹妹下过一个判断：太不会过日子了。房主任寄回家的所有钱最后被拿去给这个小哥盖了大棚。